（三）必须认真地对待和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已具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借鉴工作或缺乏应有的连续性，或走向片面与偏颇。今天看来，有两条基本经验是可以明确的：第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在认识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引入和借鉴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方面，其规模之大和深入的程度，是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映了中国史学的开放性趋势和中国史家学习外国同行的热情。这种态势和热情，无疑应当继续下去，使中国史学不脱离世界史学的潮流。第二，借鉴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中国史学自身的品格，使其所“攻”之“玉”变得更加光彩夺目。在这个过程中，模仿是不可避免的，“拿来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还是要通过借鉴而走向创新。为此，弄清楚“他山之石”何以能够“攻”我之“玉”，是十分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加强对外国史学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非常必要，尤其是对外国史学中的主要思潮和流派的研究更为重要。这种研究，固然是为了借鉴的需要，但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来说，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不断获得对外国史学发展的发言权，对当今世界史学潮流的洞察。在这方面，中国史学家已经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如鲍绍霖编的《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一书，就是一个很好尝试。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在一次国际性的史学研讨会上，“讨论中西史学关系的论文并不多。一方面反映出学界对这课题的忽视，而另方面，也指出这是十分有价值的仍有待研究的领域”。因有所感，乃约请几位同行撰文，出版了此书。“本书第一章简述西方历史书籍及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为读者们提供了纵观全局的背景架构，便利他们了解以后各章深入探讨个别西方史学流派的传入我国及其影响，和衡量个别西方史学流派在中西史学交流的整体历史中的地位。第二至第五章分别选论了个别西方史学流派，包括19世纪欧洲文明史学、20世纪的文化形态史观、英国新社会史与法国年鉴学派等东传至中国的历史，它们的影响与意义。”[13]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它的每一章不限于一般性的评介，而且都包含了“回响”的内容，如第一章有“中国史学领域的反响”，第二章有“梁启超‘新史学’与欧、日文明史学的对比”，第三章有“研究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第四章有“中国社会史研究与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差距”、“中国社会史研究中须注意的问题”，第五章有“中国学者对年鉴派的介绍和研究”、“中国史学的革新”等。对于这些“回响”所做的概括，史学界同行可以自己做出判断，但是此书的编者和作者们关注“回响”的学术取向，是极有意义的，因为它提供了考察这方面问题的一个清晰的思路和表述这个思路的“范式”。